2024年05月31日
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，我上小學，遇到了三位老師，至今難忘。
小學一至三年級，我在一所鄉(xiāng)村完小讀書。朱老師是我的班主任兼語文老師。他時年40歲出頭，與人見面時神情有些靦腆。但他一進課堂，就與平時判若兩人，一副神采飛揚、滔滔不絕的樣子。我愛聽他的語文課。他本人曾在煙臺的報紙上發(fā)表過一篇文章，在鄉(xiāng)下，這絕對是一件天大的新聞，我對他十分佩服。我打小就愛寫作，至今仍喜歡舞文弄墨，與朱老師的影響斷脫不了干系。朱老師還會講故事。我們屬于棲霞，與蓬萊搭界，他給我們講八仙過海、禿尾巴老李，以及于七、牟二黑子等人的故事。故事里的人物性格被他刻畫得鮮明生動。當然，這是朱老師講完正課后送給孩子們的“小確幸”。另外，朱老師特別熱愛勞動。每到農(nóng)忙季節(jié)，農(nóng)村完小都要放假助農(nóng)。我非常喜歡秋天一望無際的田野，肅穆莊重得如同要舉行國王的加冕典禮。朱老師帶領我們，在地里熱火朝天地干活。他十八般農(nóng)活都會，加上他又舍得出力，所有的生產(chǎn)小隊都爭著搶著要他。還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別深刻。他是住校教師，按規(guī)矩是輪流到社員家里吃派飯的。那時白面是稀罕東西，年節(jié)時才舍得吃。有一次輪到我家，正是一年青黃不接的春季，母親特意出去借白面給他做的面條。他聽說后，堅決不吃，和我們一樣吃的地瓜和菜窩頭。
我在小學三年級上半學期時，隨全家搬遷到了煙臺，轉學到養(yǎng)正小學。我學習及其他方面尚可，同學們選舉我擔任了班干部。當時負責學校少先隊工作的是全市優(yōu)秀輔導員張慧琪老師，她聽到班主任對我的介紹后，便讓我兼任了學校的大隊委員。我胳膊上戴的二道杠也變成了三道杠。張老師大高個、大眼睛，留一頭齊耳短發(fā)，人顯得干練瀟灑。她每天風風火火地工作，仿佛有干不完的事，使不完的勁。養(yǎng)正小學靠近海邊，平時覺得不大的海風，在溜過街道、穿過樓宇走廊后，顯得猛烈而尖厲，往往將她的短發(fā)與裙裾向后高高揚起，讓人感受到她生命的蓬勃張力與律動。
我的一個同班同學，常因一些屎尿屁的小事惹是生非。一次，他把一個同學的頭打破了。出于大隊委員的職責，我將此事告訴了老師，他為此好幾次半路攔截我。我產(chǎn)生了畏懼情緒，向張老師提出了不干的想法。她說這點挫折不算什么，人生的路很長。人一輩子要堅持做好事，做正確的事，這很重要。我至今仍感謝張老師，或許正是她的這些正面引導與鼓勵，如同鮮花與掌聲，在不經(jīng)意間堅定了一個孩子前行的決心，并帶給他們一個可以憧憬的明天。
五年級時，我被選中參加全市少年兒童會演。那時的工人文化宮位于現(xiàn)在的芝罘區(qū)政府與北馬路中間的位置。每周，我們都要去那里排練，而我們的召集人，就是當時的南山路小學教師，后來的全國勞動模范、三八紅旗手，優(yōu)秀少先隊輔導員王弄簫老師。從排練一直到演出結束，我們與她共同度過了近兩個月時間。
王弄簫時年不到三十歲。同樣是短發(fā)，人顯得既精神又文質彬彬。她走路步頻很快，步幅較大，身體微微前傾。那些給我們授課的老師是臨時從各單位抽調(diào)來的。實際上，孩子們當時毫無文藝知識和基礎可言。排練時，當他們反復出現(xiàn)動作不到位或發(fā)音不標準的問題時，老師們難免會焦急上火，有時話會說得重些，讓一些臉皮薄的孩子接不住。每到這時，作為負責人的王老師總是安慰孩子們，提振他們的信心。她對孩子的尊重與真誠從稱呼上就可以看出，她叫他們名字時，后面總要加上同學二字，從來沒忘過一次。
彼時，演出服慣常用白襯衣，但那時大多數(shù)人窮，買不起。碰到此類情況，王老師就千方百計幫孩子們借。有些借來的襯衣很破舊，她就拿針線一點一點縫好。訓練間隙，她為孩子們遞水、遞板凳，幫他們擦拭汗水。參加演出的孩子大概有二三十名，晚上排練，如果時間晚了，她會根據(jù)每個孩子家住的方位及遠近，逐個送到家。我現(xiàn)在仍清楚記得我們將她簇擁在中間，在昏黃的燈光下悄無聲息疾步前行的情景，間或有陌生的夜行人投來詫異的目光。當她將所有學生送到家時，往往已是下半夜。在我這個十二三歲男孩的潛意識中，外表文靜瘦小、佛系有加的王老師身上，更多的是母親那熟悉而親切的味道。
三位老師的言行折射出的正是人之“性本善”一面。上善若水，這種人性中的善，可以超越一切，與天地同流永恒。